晚年真正的幸福，既非子女成群的虚热闹，也非存款数字的冰冷安全感，而是病榻前一双温暖的手。
“妈妈，我爱你呀。”视频那头，远在英国的儿子对着患帕金森病的母亲甄萍表达着爱意。可在一旁的保姆却忍不住感慨：“光把爱挂在嘴边有什么用呢？一点都不实惠啊！”
在中国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中，这样的场景正慢慢的变普遍。当子女远渡重洋或在北上广深打拼，父母们往往成了“空巢老人”。他们拥有令邻居羡慕的“优秀子女”，却不得不面对病痛时的孤独无依。
“不成器的小孩是养来讨债的，太优秀的小孩是给社会培养的，只有养个‘中不溜’小孩的父母最幸福。”这是一位邻居目睹了李勇老两口困境后的感慨。
中国传统的养老观念遵循着“养儿防老”的模式，老年人通常按照“自己—配偶—儿子儿媳或多子女轮流—远亲友邻或养老机构”的选择序列来安排晚年生活。
随着社会变迁，一种新的养老格局正在形成。当代城市老年人不再固守“子先”的传统观念，而是逐渐转向“社会化服务优先”的养老模式。
这种转变形成了养老的三重境界：第一重是依赖子女和金钱的安全感执念；第二重是发现依赖他人不如栽培自己的醒悟；第三重则是超越得失，向心而活，找到比血缘更辽阔的“牵绊”，比金钱更永恒的“价值”。
在广大刀迷群体中，这一现象尤为明显。这些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，他们的孩子不少已成家立业。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：儿女若远赴国外，仿佛等于没生；去了大城市，也只算生了半个；唯有留在身边的，即便经济条件一般，却是最实在的依靠。
李勇夫妇的案例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。他们的儿子一路从中科大读到牛津，如今在英国工作，是邻里羡慕的对象。
然而当甄萍患上帕金森病后，远在海外的儿子根本没办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。上厕所需要两个人架着，吃饭必须卡着固定时间点才不容易呛到——这些都是远在海外的儿子没办法做到的。
农村留守老人的处境更为艰难。清华大学调查报告数据显示，从2002至2011年，70至74岁的农村老人自杀率增加，有的留守老人病死家中多日无人知晓。
更有老人曾经半夜十一点给警察打电话，只因心里孤单想找人聊天。还有老人曾指着墙上的一只蚊子说：“你看见了吗？这是我每天能看到的唯一活的东西。”
面对这一社会现象，多元养老模式应运而生。镇江市作为典型案例，发展了“社区居家为主、各类机构养老均衡互补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”。
目前，我国已形成家庭养老、家政养老、老年公寓、居家养老、社区养老、机构养老、寄家养老、会所养老、医养结合养老等多元化的养老模式。
以镇江为例，当地建成镇（街道）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22个，覆盖率达80%，老年助餐点400多个。全市共有养老机构135家，现有养老床位近3万张，平均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40.2张。
科技赋能也为养老带来新可能。淮安市启动的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，通过为老人安装一键报警按钮、过道扶手、防滑处理等设施，明显提升了居家养老的安全性。
面对养老这一时代命题，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传统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。事实上，“养儿防老”是一种典型的私力救济，它主要靠道德伦理维系，却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、收入等因素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当代责任伦理正从无限性转向有限性。老年人开始反思是否要为子女无止境地付出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，是否必须承担抚养第三代的责任。
同时，老年人的“不忍之心”也建立了向下伦理的边界，不少老人不忍让独生子女背负照料父母的重担，反而会提前为养老积蓄财力。
聪明的老人早已悟透：与其纠结儿女是否孝顺，不如修炼“自给自足”的智慧。存款不必多到令人眼红，但要足够在关键时刻买回尊严；儿女不必晨昏定省，但要有彼此尊重的默契。
要实现最高层次的“乐养”境界，老年人需要摆脱对子女的过度依赖，在经济上留足后路，在情感上保持独立。
社区参与是重要方法。如72岁的何俊虽然身体不好且独身，但通过参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活动，有效缓解了孤独感。他说：“现在好了，我一点也不觉得孤单了。”
代际互相理解也至关重要。子女应当意识到，父母真正的需要不是物质上的丰富，而是实在的陪伴和关心。选择远方的子女，则应承担起“亏欠”陪伴的责任，用物质与关爱来弥补。
社会应继续完善养老服务设施，如社区养老驿站、老年助餐点等，为不一样的需求的老人提供多样化选择。
在江苏省金湖县，62岁的杨正乾在照顾86岁母亲的同时，还参加村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，帮助其他孤寡老人。他说：“照顾自己的母亲是责任，能协助照顾村里其他老人，说明我还有用，还能出一分力。”
那些真正活明白的老人，早已跳出了“儿女 vs 金钱”的困局。他们或许在社区学堂教书法，或许在街角开间杂货铺，不为赚钱只为有人喊声“张大爷”。